吴梦寒：电脑量刑，还要法官干嘛

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，法律是复杂的，法律程序也是复杂的，尤其以量刑为甚。为此，加拿大法学家杜蒙在经历一生的法律实践后，感慨地说：“量刑是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部分，是刑事正义的一半工程。”杜蒙的话深刻表明：量刑公正是一项很难实现的价值目标，必须十分谨慎，十分重视，不可简单化，更不可儿戏。

熟悉法律的人也知道，量刑公正之所以难以达致，是因为在量刑的时候，需要同时融合两个看似矛盾的基本标准：一是统一性标准，二是个别化标准。对于前者，立法者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法律条文，法官只要熟悉条文，基本上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将量刑简化成一个“生产线”，还情有可原。但是，量刑公正还得必须考虑后者———个别化标准。因为案件千差万别，量刑也会各不相同，它要求法官针对具体情况，作出具体而有针对性的量刑处理。为此，就不可能再对量刑进行简化了，否则，就是量刑上的武断和机械，与量刑公正相差万里。

从本质上说，对不同犯罪人适用个别化标准，是使量刑从统一标准下的形式合理性向实质合理性转变的关键一步。而且，恰恰是在运用量刑个别化标准的时候，最能考验法官的智慧和能力。

对此，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很难有所体会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说，“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，而是经验”。电脑量刑依靠的其实就是一种逻辑，且不论这样的逻辑是否具有合理性，但它把一个法官所必备的经验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我国古代五声听狱讼(辞听、色听、气听、耳听、目听)的方法也是一种经验的方法，它说明了经验对于量刑审判的重大意义。做过美国法官的哈奇森曾描绘自己审判时的思维过程：“在审核自己所掌握的案件材料并加以深思之后，就进行自己想像的演出。沉思原因，等待感觉、预感，了解问题的直觉闪光，成为问题和决定之间的闪光连接器，并在对司法脚步来说最黑暗道路上，照出沿途的闪光。”试问，在量刑数字化、电脑量刑的过程中，能出现这样的“闪光”吗？

据介绍，淄博市法院系统之所以要创造一套刑事量刑数字化管理制度，是因为在此之前法院的刑事量刑工作主要由法官承担，由于人为因素较多，部分刑事案件在审判时，可能会存在量刑失衡问题，难以确保每一件刑事案件的公正。我不知道，这里的人为因素是什么。但是，杜绝法官办人情案，靠的是制度约束，靠的是法官素质提高，而非一套数字化量刑系统。